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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人物事迹

踏平坎坷成大道——记科学家刘永坦

这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实验室拍摄的刘永坦(2018年12月25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 王松 摄

当白发苍苍的他登台领受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,刘永坦——这个名字才广为人知。

2020年8月,他将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,用于国家电子信息领域人才培养。

这一生,他只专注于一种国之重器——新体制雷达的研究。“只要国家有需求,我的前行就没有终点。”85岁的刘永坦说。

刘永坦在家中看书(2018年12月25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 王松 摄

从零开始,他干了一桩“惊天动地事”

1990年4月3日,某地雷达实验站。

时间仿佛在此刻静止。一个红色圆点,出现在一台设备的显示屏上。

红色圆点,代表着雷达监测条件下的目标。

人们开始忙碌起来:记录数据、核对信息、小声交谈或者大声惊呼……目标确认!

人群中央,那个戴着眼镜、脸晒得黝黑的人,热泪纵横。他身后,雷达天线阵迎风矗立。

他,就是主持这项科研工作的刘永坦。在这片满目荒芜的海岸线上,他带领团队奋战多年,终于使我国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首次实现目标探测!

新体制雷达能突破传统雷达探测“盲区”来发现目标,是海防战线上决胜千里之外的“火眼金睛”。20世纪80年代初,少数几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牢牢把持着对海探测的信息优势,中国始终难有突破。

“怕家国难安!怕人民受苦!怕受制于人!”

1981年从海外留学进修归来后,这“三怕”就重重地压在刘永坦心头。他深知,真正的核心技术,任何国家都不会拱手相让。

从零开始!45岁的刘永坦义无反顾,向中国的科研“无人区”进军。

10个月后,团队建起来了,一份20多万字的《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》出炉了!

“没有电脑,一页稿纸300字,报告手写了700多页,写废的纸摞一起就有半米高。”团队首批骨干成员之一、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张宁回忆说,刘永坦带着他们没日没夜地写了几个月,一直写到手指发麻、手腕酸痛,连鸡蛋都捏不住。

一场填补国内空白的开拓性攻坚战正式拉开帷幕。

当时,雷达实验站的选址位于一片荒芜地带,批复的经费不足,发射机、接收机等模拟系统和操作系统也十分落后。

团队里有人打了蔫儿,刘永坦话语铿锵:“如果没有难点,还叫什么科研!”

选址地远离人烟,科研人员住在四面漏风的简易房子里,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一干就是几个月。

生活不便,他们经常用冷面包充饥;交通不便,他们顶风冒雨,单程徒步3公里往返驻地和雷达站。每到天黑路过一片坟地,就用手电的光柱给自己壮胆。

1989年,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建成,中国人用8年时间,赶完了西方国家二三十年的路。1991年,新体制雷达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,刘永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(院士)。1994年,他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。

随后,刘永坦带领团队从实验场转战到应用场,着力解决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的实际应用转化。

刘永坦已是两院院士,很多人劝他“歇歇吧”“别砸了自己的牌子”,他却坚持:“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实际应用,就如同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,中看不中用。”

设计——实验——失败——总结——再实验……刘永坦领着团队进行了更加艰辛的磨炼,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。

2011年,具有全天时、全天候、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研制成功并投入实际应用,攻克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核心技术。

刘永坦(前右)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实验室钻研雷达技术(2018年12月25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 王松 摄

一生不悔,他为祖国“永坦”永不停歇

美丽的海滩,海鸥不时高亢鸣叫。挺立的雷达天线阵也像这聪明、勇敢的精灵,永不停歇捕捉着来自远洋的信号。

在刘永坦看来,它们仿佛早已有了生命,是团队中的“特殊成员”,凝结着很多人毕生的心血和梦想。他常跟人说:“我们团队的特点就是不服输、不低头、不怕别人‘卡脖子’,大胆往前走。”

这又何尝不是刘永坦自己的人生写照?

1936年,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父亲是工程师,母亲是教师。

他出生后的第二年,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。父亲给他起名“永坦”,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,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企盼。

从南京到武汉,从宜昌到重庆,刘永坦的幼时记忆,充满了飞机扔下的“茄子”(炸弹)、被血染红的江水、颠沛流离的逃难……

到了十一二岁,时局渐稳,刘永坦才有了一张安稳的课桌,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读到几本关于爱迪生、牛顿等科学家的少年读本,边看边想:为什么爱迪生能发明电灯,牛顿看到苹果掉落能发现万有引力,可我却什么都没发现?

大科学家的故事仿佛打开了一扇窗,让他看到了一个充满神秘的未知世界。这个少年一会儿想搭梯子上天摘星,一会儿又想下海捉鳖,各种奇思妙想犹如潮涌。

昏暗的菜油灯下,母亲常常教他诵读古诗词,陆游的《示儿》、岳飞的《满江红》,刘永坦跟着母亲一字一句,抑扬顿挫。

“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……”他至今记得,母亲每每读到这句词时那激动的神情和略带颤抖的语音。

父亲从不干涉他的志向,只一句话:“科学可以救国。”

那时他还不知,这种无法言说却令人血脉偾张的感受,就是日后影响他一生的“家国情怀”。

1953年,刘永坦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,后作为预备师资被派往清华大学进修两年。1958年,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,挑起了教学科研两摊任务。

1965年,刘永坦主持并提出了国家“单脉冲延迟接收机”研制的总体设计方案,只可惜,“文革”打断了这项科研任务,这个醉心于科研的青年插队落户到当时的黑龙江省五常县。

插队的经历,让他落下了严重的腰病,却也锻造了他坚韧的品格。此后无论顺境逆境、时代变迁,他对科学的求索不变,少时的报国之志不改。

1979年6月,刘永坦登上了飞往英国的航班。他是“文革”结束后,中国第一批公派出访的学者。

那时,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、伯明翰大学的雷达技术实验室,中国学生大多做的是科研辅助工作。

“我是一名中国人,我的成功与否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。”

刘永坦心里不服,他铆足了劲,在实验室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的日夜。

他的导师曾三次挽留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,因为“其科研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很出色”。

“跟你同期来的中国学生,有的已经同意留在英国了。”最后一次,面对导师的劝说,刘永坦依旧淡淡一笑,微微颔首:“再次感谢您,人各有志。”

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。如今,耄耋之年的刘永坦,依然没有停下脚步。

在他的设计推动下,“21世纪的雷达”将在航海、渔业、沿海石油开发、海洋气候预报、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大显身手,造福于民。

“一项任务完成了,就要开始下一项,只有研制出性能更好的产品,才能给国家交上满意的答卷。”他说。

刘永坦(右二)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实验室钻研雷达技术(2018年12月25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 王松 摄

一辈子一件事,他始终“燃着一把火”

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,刘永坦在自己的母校——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起了一支“雷达铁军”,带出了新体制雷达领域老中青三代人才的“梦之队”。

他们中很多人,本可以站在讲台上成为教授,却甘愿跟着“坦院士”,扎根在偏僻清冷的海边。

同事们说,刘永坦个子高大,看起来更像个大侠。学生们说,刘老师身上有一把火,点燃了每个人的“内核”。

团队讨论,大家七嘴八舌,“坦院士”总是静静坐在一边,耐心倾听,最后再总结发言,尊重并吸纳每个人的意见。

“他是干将,是帅才,更是父兄。我们敬重他,更不能辜负他。”张宁说,“坦院士”发自内心地深爱着这份事业,关爱着年轻人的成长,每当团队有人科研进步或职称晋升,他都会特别开心。

唯独对家人,刘永坦有太多说不出的亏欠:到农村插队,妻子毫无怨言相伴相随;长年在外地,妻子一人撑起整个家,不让他分心……

他们的家中,没有豪华家具,最多的就是各类书籍和科研资料。他的书房里,一块闪闪发光、刻有“金婚之喜”的银盘,赫然与那些奖章并列摆放着。那是2010年11月,学校送给刘永坦与冯秉瑞这对哈工大“科学伉俪”相伴50周年的礼物。

小小细节,藏着大科学家独属的温情,更衬出他超脱凡俗的精神追求。

40年前,他本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,选择“更好走的路”:沿着西方既有路线做更容易出成果的研究,或者直接“下海”赚钱。

可是,他甘坐“冷板凳”,多少单位高薪聘请,都被他一一谢绝。即使在1991年和2015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后,他依然低调无名地奋斗在一线。

去年8月,他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哈工大,助力学校培养人才。

今年9月,以他名字命名的本科“永坦班”迎来第一批“00后”新生,这是他寄予厚望的后辈……

刘永坦却并不在意这些盛誉。“我们那代知识分子都是这样,只想为国家做点事,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,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追求。”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说:“一辈子一件事,刘院士始终燃着一把火。”(记者吴晶、陈聪、屈婷、杨思琪、王松、王鹤)


责任编辑:马利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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